目前，CPI上涨主要是食品类价格上涨带动的，对于这一成因判断我没有异议，但是，对于以短期思维——比如成立类似“应对猪肉价格上涨应急领导小组”这样的应急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我认为存在巨大隐忧，因为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并非一个短期现象，而是我国转型期的生产、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粮食供应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是一个长期行为，并且，呈现出日益紧张的趋势。

　　从国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另一数据是2.5亿人，姑且以2亿人为准），其中，离开了本乡本土到城市做工的农民工大约有1.2亿人左右，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已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约8000万人。这意味着，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在迅速减少——在不少地区，农业生产落在了老弱妇孺身上，他们既无精力，又舍不得投入，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在一些地方由于劳动力外出打工，导致大面积的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另一方面，脱离农业生产的这两亿劳动力，不仅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劳动力，并且，收入的增速也高于农民工（如2006年，农民工人月均收入比2005年增长11.5%），这意味着对肉类食品、精加工食品消费能力的增强。

　　同时，我国城市化速度也在加快。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仅在40%左右，相比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差距，即使以保守的60%城市化率水平为目标，我国也有50%的扩展空间。城市化的过程，既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市民过渡的过程，也是耕地面积随着城市规模扩张逐渐减少的过程。显然，食品供应紧张态势不是短期行为，相应的，食品价格的上涨压力长期存在。需要强调的是，食品类价格上涨推动下的CPI上涨，是在我国连续四年粮食大丰收的情况下发生的，倘若因受灾减产，相关压力可能更大。

　　从国际情况来看，现在发达国家在全力以赴预防未来的能源危机。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粮食经济学家约阿希姆·冯·布劳恩指出，美国将于2008年将四分之一以上的玉米用于乙醇加工，作为汽车燃料，欧盟也计划在2010年前将生物能源产量达到1100万吨。为此，世界上不少国家开始限制粮食出口，通过国际贸易弥补食品缺口的道路不仅变得狭窄，也因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日益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