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王军
金融产品的定价,一般是以相应的风险为重要考量因子。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转债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发行人的背景,尤其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信誉和偿付能力,甚至可以超越企业财务数据传递的信息。国企可转债的“刚兑信仰”一度十分牢固。
在打破刚兑的总体趋势下,这一情况已然发生了变化。近日,某国企公告其发行的可转债到期违约,无法兑付本息,成为全国首例国企可转债违约,国企刚兑的信仰被打破。
2024年可称为国内可转债实质性违约元年。5月以来,已陆续有搜特退债、鸿达退债、蓝盾退债和岭南转债出现实质性违约。相对于前面几个转债品种,岭南转债的发债主体具有国资背景。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12月,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成为岭南股份实际控制人。因此,岭南转债备受机构投资者青睐,在岭南转债的前十大持有人名单中,公募、券商等机构占据主要席位。
A股的可转债作为一种权益融资工具,在机制设计上,下有“债性”托底、上有“股性”空间。有分析认为,这种机制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发行人、投资者、大股东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诉求,具有典型的“赢家市场”特性。此前即便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形,依然可以通过下修转股价等方式,尽可能地保证投资者利益不受损失。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公开募集的债券,发行人也的确尽力保持了刚性兑付。但也正因为这些过往惯性,导致投资者对可转债的风险认知出现了偏差,进而强化形成对可转债、尤其是国企可转债的刚兑信仰。但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政策层面对打破刚性兑付的硬性要求面前,企业经营情况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分化,一些经营不善、资质较差的主体所发行的可转债违约,自然也成为市场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在一个成熟市场,相关主体真实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决定了其金融产品的风险等级。投资者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应该重点考量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而不是因为对方是某种身份,就进行“拔高”或“歧视”。打破刚兑的政策初衷,就是希望以“风险收益”为导向,用市场的力量,将资金匹配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继续执迷于某种背景或身份的刚性兑付,无疑是囿于过往的惰性思维,奢望继续躺在刚兑暖房中“怡然自得”。
首例国企可转债违约的案例出现了,这是可转债市场的一小步,更是让市场之手发挥作用、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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