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至今,随着地方债务管理趋严和金融去杠杆政策加码,实体融资环境收紧,城投非标产品延期兑付和违约事件频发,一度受到市场关注。而非标风险事件的持续爆出,使得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所降低,新产品发行受到抑制,进而城投平台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据普益标准统计,2018年1月至2020年7月末,城投企业非标违约事件共计95起,涉及城投企业76家,涉及非标产品的发行金额约为228.18亿元。城投企业在非标违约中的角色为融资人或是担保人,并多以融资人的角色出现,涉及的非标违约事件共有68起,其次城投作为担保人的事件共有27起。
图1:2018-2020年各省份非标违约事件数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公开市场资料整理
从地区上看,城投非标违约事件遍布全国15个省份,主要集中于贵州省、内蒙古、云南省和四川省。其中,贵州省非标违约事件数居首,达53件,远超其他省份。其次内蒙古和云南省的违约数均为7件,四川省5件。其余省份的非标违约数在1~4件之间。
图2:城投非标违约数前五的地级市经济情况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
图3:城投非标违约数前五的地级市财政情况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
图4:城投非标违约数前五的地级市债务情况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
从地级市层面来看,涉及非标违约的城投企业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1家)、遵义市(10家)、保山市(6家)、六盘水市(5家)以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4家),均为经济和财政实力不强,政府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的地级市。以遵义市为例,遵义市2018年经济总量为3000亿元,人均GDP不足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52亿元,自给率仅为37%,对于上级财政补贴较为依赖;政府债务方面,遵义市2018年广义政府债务率为326%,债务负担重。其余地级市涉及违约的城投企业分布在1~2家。由此可见城投违约事件的发生带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负债率偏高的省份或地级市是非标违约的高发区域。
从融资主体的行政级别来看,涉及非标违约的城投企业以区县级为主,数量为52家,占比达到68.42%。其次地级市城投平台数量有24家,占比为31.58%。区县政府财政能力较弱,叠加平台地位不高,地方政府对其扶持力度和资助意愿不强等原因,致使区县级平台非标违约较多。
图5:2018-2020年不同类型非标违约产品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
从非标违约所涉及产品类型来看,其产品多为信托计划。具体来看,涉及信托计划违约的有51起,占比达到53.68%,占比较高,其次私募基金有15起,券商资管2起。2017年以来信托监管政策趋严,再融资压力加大,也增加了信托产品违约风险。尤其是政信类信托产品受50号文影响,地方政府以担保函、承诺函等形式向金融机构提供违规担保被禁止,部分之前通过地方政府担保或者出具承诺函发行的信托产品到期无法续滚,进而导致非标违约事件的发生。
从整体上看,城投非标违约的特征主要有:城投企业所属的地方政府经济实力较弱,财政实力不强,财政自给率较低,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城投企业自身短期偿债压力较大,资产负债率高。在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叠加监管政策趋严,经济财政实力较弱,且广义负债率较高的地区,对于城投企业非标债务偿还的救助能力和资源倾斜意愿较弱,可能倾向于拉长城投非标项目的应收账款期限,造成城投流动性紧张,进而使得城投企业现金流回流期限难以匹配非标产品到期期限,其下属的城投企业流动性风险值得关注。其次,投资者需要关注地方所辖区内城投平台资源整合政策的变动,其将影响到城投平台的地位和信用资质。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普益标准。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最新评论